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魏易博士主编的《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报告（2019）》于2019年12月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本书基于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数据（CIEFR-HS），对全国学前和基础教育阶段的家庭教育支出进行分析，为了解新时期民众的教育需求、教育负担和教育公平现状提供了详细的数据支持。本期简报节选了《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报告（2019）》的一篇综述报告，以供广大读者参考。
作为影响教育机会获得——进而影响社会分层和流动——的重要因素，家庭教育支出及其影响因素是教育经济研究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国外对家庭教育支出的研究主要围绕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展开，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下探讨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决策与家庭预算约束之间的关系（Schultz，1961）。根据以往的研究，影响家庭对子女教育投入的因素可以被归纳为：家庭背景（如家庭收入水平、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以及兄弟姐妹数量）、经济因素（如机会成本、预期的劳动力市场回报）和社会文化因素（如家庭成员的婚姻性别观念等）（Huston，1995；Mauldin，et al.，2001；Taubman，1996；Tilak，2002）。其中，家庭收入水平是解释家庭教育支出的最为关键的变量之一（Benson，1961；G1ewwe&Jacoby，2003；Jacoby，1994；Fi1mer&Prichett，1999）。研究发现，教育支出具有一定的累退性，即家庭收入越低，教育支出所占比例往往越高。低收入对教育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更加敏感，同时也更容易受到其他非经济因素，如与个人能力相关的学业成绩、学习态度和兴趣，以及与个人能力不直接相关的家庭规模和结构、父母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因贫不学、因贫失学乃至因学致贫。因此，许多旨在增加低收入家庭子女受教育机会的政策措施都倾向于通过减免学费、提供助学金和助学贷款来降低受教育成本和减弱借贷约束。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内对家庭教育投入的研究逐渐增多。国内学者利用不同的调查数据对我国家庭教育支出水平和负担进行了大量研究，发现城乡、地区以及不同收入的家庭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魏新、邱黎强，1998；雷万鹏、钟宇平，2003；丁小浩、薛海平，2005；李文利，2005；楚红丽，2008；迟巍、钱晓烨、吴斌珍，2012；钱晓烨、迟巍、史瑶，2015；周雪涵、张羽，2015）。除了家庭收入外，许多研究还关注了社会文化资本，包括政治资本和职业权力对教育支出的影响（叶晓阳，2012；丁小浩、翁秋怡，2015）。面对不断增加的课外补习现象，有研究开始关注家庭的校外教育支出（雷万鹏，2005；楚红丽，2008；薛海平、丁小浩，2009；曾满超、丁小浩、沈华，2010；胡咏梅、范文凤、丁维莉，2015；薛海平，2015）。根据以往的研究，无论是校内还是校外支出，低收入家庭和贫困地区家庭都面临着更大的预算约束，支出负担也更重。仅有少数研究聚焦于宏观政策因素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吴强，2011；袁诚、张磊、曾颖，2013）。这些研究发现公共教育投入对家庭教育支出具有“替代效应”。从研究使用的数据来看，由于样本的限制，一些研究仅覆盖了部分省份，而另一些研究则仅关注部分农村或城镇家庭。[1]本书基于2017年CIEFR-HS数据，选择家庭教育支出和负担为切入点，结合公共教育部门的事业和经费统计数据，对全国不同地区、家庭学前到高中的家庭教育支出进行刻画，为了解新时期民众的教育需求、教育负担和教育公平现状提供数据支持。
本章第一部分介绍2017年CIEFR-HS家庭教育支出的度量，第二部分介绍2017年调查的总体样本、在校学生样本的分布，第三部分介绍和总结本书各章节的主要发现。
一、家庭教育支出的度量
在对各国教育指标（Wor1d Education Indicators）进行估算时，UNESCO和OECD将公共教育支出定义为政府对所有层级和各类型学校以及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投入（包括政府对个人和家庭的补贴），将私人教育支出定义为个人和家庭以及其他私人机构在教育系统内部的支出，包括学费、课本和材料费、生活费等支出。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可比性，传统的教育支出指数的计算一般只包括教育系统内部发生的支出，而不包括教育系统外部的支出。又因为私立学校数据可得性的问题，一些研究仅计算了公办教育系统内部发生的公共和私人教育支出。然而，随着家庭教育需求和投入的多样化以及全球范围内非学校教育系统的不断扩张，仅包括公办教育系统支出将低估家庭隐藏的教育成本，同时也会低估不同收入的家庭在教育投入上的差距。Bray（1996）提出教育全成本的计算需要包括政府、家庭、社区和其他机构的投入。在理想的情况下，学校系统的教育支出应该包括土地和劳动力的支出，家庭的教育支出应该包括课外补习等学校之外的花费，此外家庭、社区和政府的机会成本也应该被考虑在内。然而，由于非货币的成本和没发生在教育机构内部的支出难以计算，Bray对东亚9国教育支出的报告仅估计了在教育机构发生的支出，并将重点放在分析公办教育中的私人支出上。
国内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内容和涵盖范围没有统一的标准。有一部分研究将家庭教育支出分为基本的、非选择性的教育支出和扩展性、选择性的教育支出。前者指的是为了接受学校教育需要支付的最基本的教育支出，包括学费、杂费、书本文具资料费，也包括在学校发生的食宿费和交通费。后者指的是基本教育支出之外家庭额外为子女付出的教育支出，包括择校费、课外辅导和兴趣班费、课外书籍文具资料费等（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中国教育和人力资源研究”课题组，2006；孙彩虹，2003；王崇举等，2003；杨琼，2003）。有研究将择校费单独归为一类，与基本教育支出和扩展性教育支出并列为三类（丁小浩，2005）。也有研究将家庭教育支出分为教育类、生活类和机会成本类支出，其中教育类支出包括学校收取的各类教育费用和发生在学校之外的各类教育费用（楚红丽，2007）。总的来说，大部分研究倾向于根据校内支出和校外支出将家庭教育支出分为两大类。
综上所述，对教育支出的估计可分为三个维度（见表1-1）。第一个是机构维度，包括在教育机构内部发生的支出和在教育机构外部发生的支出，其中教育机构指的是正规学校系统以及与提供学校教育直接相关的行政管理机构。第二个是产品和服务类型维度，分为核心教育产品和服务、辅助性的教育产品和服务两类，辅助性的教育产品和服务包括研发活动和非教学性的产品和服务两类。第三个是资金来源维度，包括公共部门、私人部门以及享受公共补贴的私人支出（表1-1中示例为来自家庭维度的支出）。
表1-1教育支出的三个分析维度
产品和服务类型 |
发生 |
||
在教育机构内部 |
在教育机构外部 |
||
核心教育产品和服务 |
如家庭向学校支付的学杂费、学校增值性收费 |
如家庭购买的与教育相关的产品和服务（如课外补习、学习资料） |
|
辅助性的教育产品和服务 |
研发活动 |
||
非教学性的产品和服务 |
如家庭向学校支付的食宿和交通费用 |
||
本研究首先将家庭的教育支出分为在学校发生的支出和在校外发生的与子女教育相关的支出。具体来说，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该家庭学龄儿童的教育机会、家庭教育支出和政府补贴三方面情况。教育机会包括孩子当前和曾经接受过的教育、学校类型，在入学过程中遇到的阻碍以及家庭为得到入学机会而投入的金钱和其他资源。在家庭教育支出方面，调查关注的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对子女教育的支出，其中既包括在正规学校系统的支出，也包括非学校机构以及其他校外支出。支出的内容既包括与核心教学服务相关的费用，也包括与教学没有直接关系的辅助性产品和服务相关的费用。根据问卷对教育支出问题的分类，首先，我们将子女教育支出分为校内支出和校外支出。其次，将校内支出分为学费和其他校内支出，其他校内支出主要包括三个部分：（1）学校提供的服务性收费，例如伙食、住宿、交通等费用；（2）学校代收费用，例如教材教辅、校服、医保体检、考试等费用；（3）学校增值性收费，也有研究称之为发展性收费，例如校内的补习班、兴趣班、校外活动费，也包括借读费。最后，将校外支出主要分为两个部分：（1）校外培训支出，包括学科类校外培训支出和兴趣拓展类校外培训支出；（2）其他学习资料和用品费。[2]除了与子女教育相关的家庭支出之外，CIEFR-HS数据还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家庭背景信息，包括受访户家庭成员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情况、户籍、家庭规模和结构、家庭年收入和消费支出。
二、数据和调查
2017年的第一轮调查覆盖除西藏、新疆和港澳台地区外的29个省份353个县，共涉及40011户的127012个家庭成员,0～6岁及16岁以上在校生2.1万人，中小学在校生1.4万人。其中，农村12732户，比例为31.8%，城镇27279户，比例为68.2%。访问社区样本共计1417个，其中农村社区608个，占比为42.9%，城镇社区809个，占比为57.1%。
表1-2为2017年CIEFR-HS个人样本中18岁及以下的所有样本和18岁以上基础教育阶段在校学生分布情况。样本总数为23131人。根据样本就读的学段来看，没有上学的样本占比为21.7%，学前阶段占比为18.4%；基础教育阶段在读学生比例如下：小学阶段为32.4%，初中阶段为14.5%，普通高中阶段为9.8%，中职阶段为3.2%。
表1-2 2017年CIEFR-HS样本分布 单位：人，%
学段 |
样本量 |
未加权样本占比 |
加权后样本占比 |
没有上学 |
5021 |
21. 7 |
22. 5 |
学前 |
4255 |
18. 4 |
18. 5 |
小学 |
7487 |
32. 4 |
32. 1 |
初中 |
3358 |
14. 5 |
14. 0 |
普通高中 |
2265 |
9. 8 |
9. 9 |
中职 |
745 |
3. 2 |
3. 0 |
合计 |
23131 |
100 |
100 |
注：没有上学的学生没有家庭教育支出，在家庭教育支出的分析中没有包含该部分样本。此处列出只是为了完整呈现18岁及以下以及18岁以上基础教育阶段在校生的所有样本情况。
表1-3为CIEFR-HS学前和基础教育阶段在校学生样本分布以及与官方统计数据的对照。CIEFR-HS学前和基础教育阶段在校生样本总数为18110人，其中学前阶段样本为4255人，占比为23.5%；小学阶段的样本数量为7487人，占比为41.3%；初中阶段的样本数量为3358人，占比为18.5%；普通高中阶段的样本数量为2265人，占比为12.5%；中职阶段的样本数量为745人，占比为4.1%。
表1-3学前和基础教育阶段在校学生样本的学段分布 单位：人，%
学段 |
样本量 |
未加权样本占比 |
加权后样本占比 |
2017年教育部教育统计数据* |
学前 |
4255 |
23. 5 |
24. 0 |
19. 9 |
小学 |
7487 |
41. 3 |
41. 3 |
43. 7 |
初中 |
3358 |
18. 5 |
17. 9 |
19. 2 |
普通高中 |
2265 |
12. 5 |
12. 7 |
10. 3 |
中职 |
745 |
4. 1 |
4. 0 |
6. 9 |
合计 |
18110 |
100 |
100 |
100 |
注：2017年教育部教育统计数据参见
http://www.moe.gov.cn/s78/A03/moe_560/jytjsj_2017/qg/201808/t20180808_344698.htm1。
表1-4为样本的年龄分布。0～3岁的样本占比为17.0%，4～6岁的样本占比为16.6%，7～18岁的样本占比为63.0%，19岁及以上的样本占比为3.4%。
表1-4样本年龄分布 单位：人，%
年龄组 |
样本量 |
未加权样本占比 |
加权后样本占比 |
0～3岁 |
3939 |
17. 0 |
17. 6 |
4～6岁 |
3838 |
16. 6 |
16. 6 |
7～18岁 |
14566 |
63. 0 |
62. 3 |
19岁及以上 |
788 |
3. 4 |
3. 5 |
合计 |
23131 |
100 |
100 |
表1-5为样本的性别分布。男性样本的数量为12533人，占比为54.2%，女性样本数量为10595人，占比为45.8%，与全国年度人口抽样调查推算的性别构成大致相当。
表1-5样本的性别分布 单位：人，%
性别 |
样本量 |
未加权样本占比 |
加权后样本占比 |
全国情况* |
男 女 |
12533 10595 |
54. 2 45. 8 |
54. 4 45. 6 |
51. 2 48. 8 |
合计 |
23128 |
100 |
100 |
100 |
注：全国情况数据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8》，数据是根据2017年人口抽样调查推算；有3个样本缺失性别，因此无法包括在内。
表1-6为样本的城乡分布。城镇样本的数量为14090人，占比为60.9%，农村样本数量为9041人，占比为39.1%。加权后，城镇样本和农村样本的占比分别为55.3%和44.7%。
表1-6样本的城乡分布 单位：人，%
城乡 |
样本量 |
未加权样本占比 |
加权后样本占比 |
全国情况* |
城镇 农村 |
14090 9041 |
60. 9 39. 1 |
55. 3 44. 7 |
58. 5 41. 5 |
合计 |
23131 |
100 |
100 |
100 |
注：全国情况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8》，数据是根据2017年人口抽样调查推算。
表1-7为样本的地区分布。东部地区的样本数量为9492人，占比为41.0%；东北地区样本数量为1930人，占比为8.3%；中部地区样本数量为4999人，占比为21.6%；西部地区样本数量为6710人，占比为29.0%。经过加权处理后，东部地区的样本占比有所减少，其他三个地区的样本占比均有所增加。
表1-7样本的地区分布 单位：人，%
地区 |
样本量 |
未加权样本占比 |
加权后样本占比 |
东部 |
9492 |
41. 0 |
34. 1 |
东北 |
1930 |
8. 3 |
8. 4 |
中部 |
4999 |
21. 6 |
24. 5 |
西部 |
6710 |
29. 0 |
33. 0 |
合计 |
23131 |
100 |
100 |
按照人口流动特征，将样本分为流动人口和非流动人口。样本中流动人口的数量为4032人，占到17.4%；非流动人口的样本数量是19099人，占比是82.6%。和2017年全国的流动人口比例基本吻合（见表1-8）。
表1-8人口流动特征 单位：人，%
流动 |
样本量 |
未加权样本占比 |
加权后样本占比 |
全国情况* |
流动人口 非流动人口 |
4032 19099 |
17. 4 82. 6 |
16. 7 83. 3 |
17. 9 82. 1 |
合计 |
23131 |
100 |
100 |
100 |
注：（1）流动人口是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
（2）全国情况数据来源于《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4/t20160420_1346151.html。
三、主要发现
（一）家庭教育支出水平和结构
1.家庭教育支出是全国教育总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本次调查数据估算，2016年下学期和2017年上学期，全国学前和基础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支出总体规模约为19042亿元，占2016年GDP比重达2.5%，高于2016年全国教育经费统计中非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1%的结果，总量上相当于财政性教育经费的60%。由于目前我国教育经费统计存在偏重于财政性教育经费的问题，缺乏对私人教育投入的全面统计，根据全国教育经费统计中非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得出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和非财政性教育经费“一条腿粗、一条腿细”的判断是值得商榷的。
2.家庭教育支出水平存在较大的城乡和地区差异
根据调查数据，2016年下学期和2017年上学期，全国学前和中小学教育阶段生均家庭教育支出为8375元，其中农村为4595元，城镇为10938元。分学段来看，学前阶段全国平均为6501元，农村为3467元，城镇为8517元；小学阶段全国平均为6119元，农村为2866元，城镇为8680元；初中阶段全国平均为8720元，农村为4780元，城镇为1.13万元；普通高中阶段全国平均为1.77万元，农村为1.29万元，城镇为1.98万元；中职阶段全国平均为9847元，农村为9315元，城镇为1.02万元。生均家庭教育支出不仅在城乡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在不同地区和城镇内部也存在差异。以义务教育阶段生均家庭教育支出为例，按照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地区划分，东部地区平均为10414元，东北地区为13305元，中部地区为7164元，西部地区为7001元。在城镇内部，按照一、二、三线城市划分，一线城市为2.24万元，二线城市为1.26万元，其他城镇为8549元，约为一线城市的1/3。
3.家庭教育负担率平均为12.9%，义务教育阶段受父母受教育水平影响更大，高中阶段仍主要受家庭收入约束
家庭教育负担率是指每生每年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消费支出的比例。学前和基础教育阶段全国家庭教育负担率为12.9%，其中农村为9.5%，城镇为14.1%。分学段来看，学前阶段家庭教育负担率为9.36%，农村为6.8%，城镇为10.2%；小学阶段家庭教育负担率为9.9%，农村为6.1%，城镇为11.4%；初中阶段家庭教育负担率为14%，农村为10%，城镇为15.4%；高中阶段，普通高中家庭教育负担率为25.3%，农村和城镇几乎相同。
在义务教育阶段，首先，根据家庭一年的消费总支出水平将家庭从低到高分为四组，总体上家庭教育负担率随着家庭支出的提高而略有降低。支出最低的一组家庭教育负担率为12.5%，第二组家庭平均为11.6%，第三组为10.9%，支出水平最高的一组家庭为11.2%。其次，按照孩子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将家庭分为四组，分别是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学及以上。家庭教育负担率根据母亲受教育程度从低到高依次为9.7%、10.9%、13%和16.7%，总体上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加。在普通高中阶段，同样根据家庭一年的消费总支出水平将家庭分为四组，家庭教育负担率依次为41.1%、27.2%、24.2%和22.2%，最低支出组家庭子女上高中的负担远高于其他几组家庭。按照孩子家长受教育程度从低到高，家庭教育负担率依次为30.0%、27.6%、26.7%和25.7%。
在义务教育阶段，最低和最高支出组之间家庭教育负担率仅相差1.3个百分点，而在普通高中阶段相差18.9个百分点。这说明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共财政投入确实减轻了家庭的负担，减小了不同家庭之间的差异。在义务教育阶段，父母受教育程度对教育投入的多少影响高于家庭收入的高低；在普通高中阶段不同受教育水平的父母对教育投入的影响则不大，而收入水平的影响则较大。这说明在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的教育投入选择受到的预算约束较小，而受到家庭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父母受教育水平的影响更大。
4.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校外支出占比较高，城乡之间的差异大于地区和城镇内部差异
首先，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校外教育支出比例较高，平均占生均家庭教育支出的1/4左右。家庭教育支出结构存在较大的城乡差异，而地区之间和城镇内部差异不大。此次调查重点关注了基础教育阶段的家庭校外教育支出。小学阶段，校外支出占教育支出的28.1%；初中阶段，校外支出占教育支出的22.8%；普通高中阶段，校外支出占教育支出的15.5%。
其次，城乡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而地区之间和城镇内部差异不大。分城乡来看，小学阶段农村地区校外支出占比为18.1%，而城镇地区校外支出占比达36%；初中阶段农村地区校外支出占比为12.3%，而城镇地区校外支出占比达28%；普通高中阶段农村地区校外支出占比为6.9%，而城镇地区校外支出占比达19.3%。分地区来看，校外支出占比差距不大。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为28%，中部地区为24.9%，西部地区最低为22.2%。从城镇内部来看，一线城市为34.9%，二线城市及其他城镇为30%。
（二）中小学生校外培训参与情况
根据CIEFR-HS中小学在校生样本估计，中小学阶段学生的校外培训总体参与率为48.3%，参与校外培训的学生平均费用约为5616元/年。根据各学段在校生的规模估计，全国校外教育行业总体规模为4900多亿元。[3]
1.近40%的中小学生参与校外补习，每年生均支出2000元
全国平均有38%的中小学生在过去一年参加过学科类校外补习，其中小学33.4%，初中43.7%，高中48.2%。从各省的平均补习班参与率来看，最高的省份超过了60%，而最低的省份在20%以下。从地区来看，东北地区最高，为60.8%，东部地区（38.1%）和中部地区（38.0%）次之，西部地区（30.5%）最低。城乡差异显著，城市学生的参与率是农村学生的2倍，而一线、二线城市和其他县市之间则差异不大。
全国生均校外补习支出为1982元/年，中学学科补习费用普遍高于小学，高中普遍高于初中。从地区来看，东北地区最高，生均支出达3693元/年，其次为东部地区（2535元/年），中部地区（1463元/年）和西部地区（1308元/年）较为接近。城镇地区的生均支出是农村地区的7倍左右。从城镇内部来看，虽然补习参与率相差不大，但一线城市中小学阶段学科补习支出远高于其他城镇地区。
2.超过20%的中小学生参与校外兴趣班，每年生均支出770元
全国平均有21.7%的中小学生在过去一年参加过校外兴趣班，小学生兴趣拓展类校外培训参与率为27.9%，初中生为16.2%，高中生为14.6%。东部地区最高，为26.7%，东北地区次之，为21.9%，西部地区仍然最低（17.6%）。兴趣拓展类校外培训的参与率和支出的城乡差异都要远高于补习班，农村地区平均参与率为5.4%，城镇地区的参与率为29.0%，是农村地区的5倍以上。在城镇内部，不同类型的城市之间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一线城市中小学生的兴趣拓展类校外培训的参与率平均为41.2%，其他城镇都在30%以下。
全国生均校外兴趣班支出为773元/年，小学生均支出为初中和高中的2～3倍。从地区来看，东部地区最高，生均支出达1146元/年，东北地区次之，为744元/年，中部地区（547元/年）和西部地区（533元/年）较为接近。城镇地区的生均支出为1082元/年，而农村地区（81元/年）则远低于城镇地区。从城镇内部来看，一线城市生均支出达2270元/年，二线城市是一线城市的一半左右，而其他县市的生均支出仅809元/年，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3.小学中高年级开始，学科补习从“补差”转向“培优”，而兴趣班则始终侧重“培优”
分年级来看，小学阶段随着年级升高，补习班的参与率逐渐上升，兴趣班的参与率逐渐下降。三年级是一个转折的时点，三年级之前，学生以参与兴趣班为主，之后则以补习班为主。初中阶段和高中阶段补习班参与率总体稳定在40%～46%，基本上转向了以学科补习为主要校外培训形式。
按照学生成绩分组，小学阶段成绩靠前的学生兴趣班参与率一直都高于成绩相对靠后的学生，补习班参与率在一至三年级则呈现“补差”的趋势。到小学高年级，成绩靠前的学生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补习班中，补习班与兴趣班参与率的“双高”在六年级时非常明显。中学阶段成绩靠前的学生补习班的参与率一直都高于成绩相对靠后的学生，尤其是在初三和高三年级，更加偏向于“培优”。兴趣班对于中小学生来说，是在学科成绩较好的基础之上的拓展。
4.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校外培训支出差异极大，同时也受到学制、财政投入等制度因素的影响
首先，根据家庭全年消费总支出，由低到高将家庭分为四组。[4]最高收入组家庭生均校外培训支出为8824元/年，是最低收入组支出（1520元/年）的将近6倍。而最高5%家庭生均校外培训支出为14372元/年，是最低5%家庭（710元/年）的约20倍。在同一年级，收入越高的家庭补习班和兴趣班的支出越高，随着年级的上升差距拉大。另外，高收入组内部存在较大差异。可能的原因是，低收入家庭由于预算约束，对子女的校外教育投入趋同。而高收入组受到的约束较小，其子女校外教育投入更多受到收入以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家庭文化资本等。
其次，根据家庭的子女结构来看，相对于多子女家庭，独生子女家庭对子女的校外教育投入更多。同为独生子女家庭，独生女孩能够获得更多的校外教育机会和投入，尤其是在非学科补习的兴趣拓展领域。根据户籍状态，农村户籍学生选择课外补习和兴趣班的可能性更小，支出也更少，尤其是在兴趣拓展类校外培训方面。流动人口家庭不仅投入了更多的资源在校内教育上，而且投入了更多的资源在子女的校外教育上，很可能是用以弥补校内教育的不足。
除了家庭因素之外，中小学学制、公共财政对基础教育的投入等正规学校系统的制度因素对家庭是否选择校外教育、选择何种校外教育以及校外教育的消费多少都具有更大的影响。当前，我国实行的是九年义务教育，高中阶段对学生进行分流，要求各地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比例大体相当。大部分地区初中升到普通高中需要通过考试进行选拔，初中生面临着升学压力，因此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要高于小学生。而高中生则面临着高考的压力，因此也有更多的学生选择学科类课外补习。另外，自2008年开始我国城乡全面实现义务教育免费。随着免费义务教育的实施，政府加强了对学校收费的管制，公办学校更加偏向于提供标准化、规范化的教育，导致一些家庭对教育的差异化需求无法在公办教育系统内部得到满足。一部分家庭倾向于选择将子女送到私立学校就读，而另一部分家庭则为子女选择课外补习。因此，同样面临着升学压力，初中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反而高于高中生。
（三）我国学前和基础教育阶段民办学校就读情况
1.民办学校学生占比的地区差异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也受到公办教育供给的影响
根据CIEFR-HS各学段在校生样本估计全国学前阶段平均有56.8%的学生在民办幼儿园，小学阶段这一比例为7%，初中阶段为9.5%，普通高中阶段为8.3%。从地区、城乡和城镇内部来看，民办学校学生占比呈现不同的趋势。
首先，将2017年CIEFR-HS覆盖的29个省份分为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四个地区，中部地区学前、小学、初中和普通高中民办学校学生占比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有74.86%、9.29%、13.74%和11.25%的在校生就读于民办幼儿园、民办小学、民办初中和民办普通高中。在东部地区，民办幼儿园所占的比例最低，民办中小学的比例则相对较高。
其次，从城乡来看，农村地区就读于民办幼儿园、民办小学和民办普通高中的学生比例略高于城市地区，而城市地区就读于民办初中的学生比例高于农村地区。
最后，相对于城乡差异，城市内部的差异更大，经济发展水平与不同层级民办教育的发展之间有一定的线性关系。在幼儿园阶段，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就读于民办幼儿园的学生比例在降低。在初中阶段，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就读于民办初中的学生比例则在提高。在小学阶段和普通高中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与民办学校学生的比例呈现U形关系，就读于民办学校的学生比例在二线城市和其他县市最低，而在一线城市和农村地区则较高。
2.民办学校内部功能分化，不同层级民办学校侧重不同
在地区差异和城市间差异之外，民办学校内部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不同层级的民办学校在满足学生需求方面各有不同的侧重点。
首先，按照家庭收入水平由低到高分为四组。在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其子女就读民办学校的比例越高：小学阶段，收入最低的一组为4%左右，最高的一组接近10%；初中阶段，最低的一组为5%左右，最高的一组接近16%。超过半数子女就读于民办幼儿园，而且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群组之间不存在明显差异，主要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力以及对学前教育的政府投入的影响。从农村地区到一线城市，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就读于民办幼儿园的学生比例在逐步降低。在高中阶段，家庭人均消费最低的学生选择民办高中的比例很高，随着家庭人均消费的提高，学生选择民办高中的比例在降低，低收入组占比为11%，而高收入组占比为9%左右。
其次，从学校的收费差异来看，公办幼儿园为6300元/年，民办为7900元/年；公办小学为2800元/年，民办为7400元/年；公办初中为3200元/年，民办为13000元/年；公办高中为6600元/年，民办为14000元/年。[5]可以看出，学前阶段公办、民办收费差距不大，高中阶段民办为公办的2倍左右，而义务教育阶段民办为公办的3～4倍。除公办、民办学校之间的收费差异之外，民办学校内部在收费上也存在极大的差异。按照收费高低将民办学校分为四组，最低一组不足1000元，最高一组超过2万元。分学段来看，学前阶段公办、民办收费差距不大，不同家庭经济背景的学生选择民办幼儿园的比例差异不大，但学生就读民办幼儿园的收费与家庭收入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小学和初中阶段，随着家庭人均消费的提高，学生选择民办学校的比例在提高，并且所选民办学校的校内收费也在提高。普通高中阶段，家庭人均消费最低的学生选择民办高中的比例很高，随着家庭人均消费的提高，学生选择民办高中的比例在降低，民办高中的校内收费与就读学生家庭人均消费呈现正相关。
总的来看，无论在学前、义务教育还是高中阶段，家庭经济水平越高的学生就读的民办学校收费越高。用学校收费水平来大致衡量民办学校的质量，可以发现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就读民办学校或许是一种不得己的选择。而对于高收入家庭来说，就读民办学校可能是出于对学校教育的差异化需求。调查询问了家庭选择民办学校的理由。经济水平最低的一组家庭有超过72%的回答是没有办法进入公办学校，只能去民办学校。而经济水平最高的一组家庭有61%左右认为可以去公办学校，但选择了更好的民办学校。
（四）教育政策、公共教育投入对家庭的影响
1.基础教育阶段公共财政投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家庭教育支出差距，具有正向分配效应
自2005年国家推进义务教育财政体制改革以来，教育投入水平大幅提升，公共教育财政投入不断增长。以促进公平为主导性政策目标，中央与省级政府加大了对农村地区、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较为聚集的学校的投入，通过实施义务教育免费、中职免费、“两免一补”、“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和改造薄弱学校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政府极大地改善了贫困地区、农村地区的办学条件，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的城乡差异显著缩小，县域内校际差异普遍有所缩小。学生资助体系不断完善，资助覆盖面不断扩大、资助额度不断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低收入家庭教育支出的负担。那么在此背景下，不断增长的公共教育投入在不同群体尤其是不同家庭收入水平的学生群体间是怎样分配的？
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家庭收入水平的学生就读的生均预算内事业费、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均值差异不大。收入最低20%家庭组的学生所就读学校的生均预算内事业费和公用经费平均为13257元和2914元，而最高收入组分别为15819元和3885元。另一方面，生均预算内奖助学金呈现向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倾斜的特征。收入最低20%家庭组的学生就读的学校生均预算内奖助学金均值最高，并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呈递减趋势。分农村和城镇地区来看，除了收入最高20%家庭组之外，农村家庭子女就读的学校生均预算内事业费、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平均高于城镇地区相应收入组的家庭。同时，生均预算内奖助学金普遍高于城镇地区，是城镇地区的2～3倍。就学校得到的生均预算内事业费、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和政府对学生个人的补助来看，公共财政投入都要更加倾向于农村地区的学校和学生群体。此外，小规模学校也值得关注。就读于规模在200人以下学校的样本学生中，从不同家庭收入群组的学生就读学校的办学情况和公共财政投入情况来看，小规模学校的生均预算内事业费、公用经费和奖助学金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左右。总的来说，对公共教育投入在不同家庭收入群组间的分配的分析结果表明：在基础教育阶段，公共财政投入缩小了家庭教育支出的差距，具有正向的分配效应。
2.政府增加高中教育供给数量和提高义务教育生均投入将增加农村和低收入家庭高中阶段入学机会
本部分聚焦于高中阶段入学机会，从政府教育供给质量和供给数量两个维度分析政府教育供给策略与不同阶层高中入学机会的关系。首次，政府对义务教育质量供给的投入力度越大，农村和低收入家庭的高中阶段入学率就越高，而对城市家庭、高收入家庭则影响不显著。其次，政府高中学位供给数量越多，农村和低收入家庭的高中阶段入学率就越高，而对中高收入家庭子女的入学机会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农村和低收入家庭入学机会的增加可能是通过选择职业高中实现的。对高中阶段家庭教育支出的分析显示，不同阶层的家庭教育支出存在巨大差异，收入较高的家庭可以通过购买高质量的校外个性化教育服务，从而获得更大的高中阶段入学机会，享受更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家庭教育投入的差距导致不同阶层高中阶段入学机会的差异，而政府对义务教育供给质量的提升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低收入家庭的受教育机会。
3.“减负”促使课外补习参与率提高
研究基于2017年CIEFR-HS数据中关于学生参与课外补习情况和家庭背景信息，利用2013年以来的减负政策作为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的方法，估计政策对小学生课外补习参与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在2013年的减负政策实行之后，一年级学生首次课外补习参与率增加6.8%，与政策执行之前相比增加了一倍。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年级学生首次参与率没有降低的趋势，到2016～2017学年达到25.2%。
减负改革促使课外补习参与率提高的原因值得进一步分析。一方面，以课外补习为代表的校外教育是由学生及其家长通过个人支付向市场购买的教育服务，是个人和家庭教育选择权的重要体现，本质上属于教育投资行为。校外教育的这一特点在不同类型的教育系统中都存在。另一方面，个人和家庭的校内和校外教育选择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东亚地区高课外补习率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东亚地区个人和家庭对教育收益的认识，以及教育收益率与高利害考试（例如中考、高考）之间存在十分紧密的关系。尤其是在那些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并没有完全普及，不同层级和同一层级内部的学校存在明显分层的国家和地区，以及那些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存在明确分流的教育体系，学生和家庭为了能够在筛选性考试中胜出以获得更高的教育收益，对额外的教育投入有更高的需求。除此之外，个人和家庭对主流学校体系提供的教育质量不满也是导致校外补习需求高涨的原因之一。除了公办教育投入不足外，一些研究也提出一些旨在促进公平的政策也会导致意料之外的影响。例如，日韩国家缩减学校教学实践、课程内容，推行就近入学减少择校等措施，都有可能导致家庭转而向私人部门寻求教育服务。
四、小结
本书基于2017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数据，分析全国、城乡、地区和不同发展水平城市的家庭子女教育支出水平、结构、差异和经济负担，主题不仅包括传统的各学段的入学机会分布和家庭教育支出，也探讨了基础教育阶段家庭在公办和民办学校之间的选择，公办、民办学校各自承担的功能和角色。在传统的学校教育之外，本书也关注了中小学生参与校外培训的情况和家庭在学校之外的教育支出。在此基础之上，结合公共教育部门的事业和经费统计数据，分析基础教育阶段公共教育投入在不同学生群体之间的分配，以及公共教育投入是否影响不同学生群体的入学机会和家庭教育成本。
就学术角度而言，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一直是人力资本投资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本研究将微观的家庭教育支出与宏观的公共教育财政投入结合起来，是对家庭教育支出研究的丰富和发展。就政策角度而言，一方面，本研究基于全国最新的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数据，对全国不同地区、家庭和学校类型覆盖学前到高中阶段的家庭教育支出进行刻画，为了解新时期民众的教育需求、教育负担和教育公平现状提供了详细的数据支持；另一方面，通过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本研究可以识别家庭背景如何通过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影响子女的教育机会获得，而公共政策和教育财政投入又如何改变基于家庭背景而产生的教育不平等，从而为探索实现教育均衡发展的政策工具提供有效的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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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有的关于家庭教育支出的研究使用的数据主要包括如下几类：国家官方统计数据，如《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官方调查数据，如中国住户调查（UHS）、人口普查等；研究机构大型调查数据，如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住户”（CHIP）调查数据。此外，还有大量研究使用了基于专门的研究课题收集的数据。这些数据大部分是关于多个或单个地区的城市或农村家庭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支出及负担的情况。按照地区来看，部分研究重点关注农村地区的家庭教育支出，还有部分研究关注城市地区的家庭教育支出，以及部分研究关注区域或全国的整体家庭教育支出情况，不区分城乡。研究涉及的教育阶段大部分为义务教育阶段，少数研究了高中阶段的家庭教育支出情况。
[2] 本文各章节中，“校外教育支出”和“校外支出”指的是与校内教育支出对应的校外教育支出。当提到校外培训支出、校外补习班、兴趣班支出时，特指中小学教育阶段包括学科类、兴趣类校外培训支出。第一编综述报告、第二编学校教育和第四编家庭教育投入决策中如果没有明确指出是“培训/补习班/兴趣班”，所指的支出为校外支出（包括校外培训支出和其他）。第三编中的校外教育支出均为校外培训支出（0～3岁为早教支出）。
[3] 此处校外培训既包括学科类校外补习，也包括兴趣拓展类校外培训。
[4] 根据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居民的消费水平不取决于暂时的现期收入，而是取决于持久收入，即在较长时期中可以维持的稳定的收入流量。考虑到2017年CIEFR-HS所提供的家庭年收入中也包含暂时性收入，根据以往的研究我们选择家庭年消费总支出作为持久收入的代理变量。
[5] 学校收费不仅仅包括学费，还包括学校服务性收费和代收代管费，以及其他选择性收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