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论坛与会专家就以下两大论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1）项目制资金引导下的示范骨干高职建设效果评价，（2）“双高”建设与高职体系发展，并对如何更好地推进“双高计划”实施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2019年10月25日，教育部公布了入选“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职业院校名单，全社会关注的职业教育重点建设项目——“双高计划”终于落地。翌日，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在北京化工大学组织召开了“项目制资金引导下的‘双高’职业院校建设：问题与挑战”专题研讨会，这也是由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和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财政专业委员会主办、北京化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承办的“第五届中国教育财政学术研讨会暨2019年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财政专业委员会年会”的分论坛之一。

　　论坛主席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杨钋，参加主题发言的专家包括：北京师范大学职成所讲师刘云波、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常务理事罗志、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院长何友义、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院长郑亚莉、金华职业技术学院书记王振洪、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副院长李宇红、山东淄博职业学院财务处长李舫等，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原副会长俞仲文、浙江省财政厅科教处副处长虞劲松、浙江金融职业学院计划财务处处长章七根、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田志磊等对发言做了精彩评议。除主题发言外，会议还围绕2019年4月初启动的“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组织了圆桌论坛。湖南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副处长汪忠明、北京教科院职成所霍丽娟教授、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成军、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计划财务处副处长朱爱民、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吴强教授等与会者参加了讨论。

　　分论坛与会专家就以下两大论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并对如何更好地推进“双高计划”实施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一、项目制资金引导下的示范骨干高职建设效果评价

　　分论坛的第一个主题围绕上一轮职业教育重点项目建设的成效展开了讨论。北京师范大学职成所讲师刘云波分享了她与其他研究者就示范和骨干高职建设的“示范效果”和“引领效果”开展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她指出，从2006年高职示范校建设项目的20亿投入，到2010的高职骨干校建设项目的30亿投入，再到2019的“双高”建设项目的650亿投入，中央政府财政资金对高职教育的支持力度不断增强，财政资金专项投入水平不断提高，有效地支持了我国高水平职业院校的建设，发展出一套服务于国家社会经济高质量创新发展的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中国方案”。

　　研究指出，中央财政专项对高职教育的发展主要有三方面的影响：一是建设效果，即专项资金对于受资助院校的影响；二是外溢效果，即项目制对其他普通高校的影响；三是分层分化，即专项资金对整个高职教育体系的影响。研究发现，示范骨干高职建设在“建设效果”和“外溢效果”方面的表现并不一致。多年的财政资金投入打造了一大批高水平高职院校，这些院校在生源质量、生均财政性经费投入、教师质量、校企合作、毕业生就业质量和满意度等方面领先于其他未参与项目院校，形成了高职领域内的“制高点院校”。遗憾的是，这些院校周边的其他高职院校并未从中获益，周边院校的资源获取、师资教学和校企合作等方面的表现并未显著高于其他高职院校。尤为值得关注的是，项目制下的重点院校建设存在惯性。不仅获得重点项目支持的院校表现更佳，获得更多重点项目的院校也领先于其他院校。早期获得重点项目的院校更容易在后期的项目遴选中取得成功。这表明高职领域出现了“马太效应”，院校间的分层有可能导致高等职业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维持社会稳定的功能受到影响。有鉴于此，“双高”建设需要吸收多年来示范/骨干高职院校建设的经验，把国家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放大作用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原副会长俞仲文在发言中首先肯定了示范骨干建设对中国职业教育体系的贡献。他认为示范校造就了代表中国水平和中国特色的第一方阵，实现了三个重构，即重构中国高等教育版图、重振中国的技术教育和重塑中国社会的核心竞争力。但是在示范骨干建设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悖论。对比日本经验，我国公办和民办高职院校的财政投入有很大差异；示范校和非示范校之间差异很大；经济发达和欠发达地区的差异也拉大了。此外，还要注意重点项目建设中的功利主义倾向。在下一阶段的“双高计划”落实过程中，要解决从服务于世界工厂的职业教育转向服务于中国创造的职业教育的问题。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常务理事罗志结合自己在示范校建设中的经验和参与“双高计划”院校遴选的经历，分析了职业教育领域项目制治理逻辑的变迁。他提出，项目制经费的规模相比2006年有了极大的提升，这为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的中国方案的建设提供了契机。他从方案、平台、服务和高地四个维度论证了“双高”建设对国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潜在影响。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中央财政通过带动对高职的投入，发挥项目制的强组织动员能力，集中资源开展重点建设，在短时间内建成了一批“标杆”高职院校，带动了全国高职人才培养模式变革。但同时项目制建设也产生了诸多意料之外的效果，比如“高成本、高产出”的重点项目难以复制推广，再如职教体系内部形成公办和民办、公办院校内的两极分化、示范校在本区域内的辐射效果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等。从全国层面来看，国家级示范院校对周边邻近院校的外溢效应尚未形成一个以示范院校为发展中心、邻近普通院校明显受益的普遍局面，反而形成了院校分化的状况。对此，浙江省财政厅科教处副处长虞劲松认为，项目制因其目标和指标清晰能够在短时间内极大地提升职业院校建设效果，是必不可少的顶层设计；但由于不同层级、不同区域、不同发展阶段的学校需求存在异质性，“双高”项目的遴选机制、激励机制和评价机制需要统筹考量，才能更好地调动所有学校的积极性、调动教育行政部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此外，项目制的激励机制需要和常态化的保障机制相协调，形成一个动态调整机制。只有常态化的保障机制和项目化的激励机制相互协调，才能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的使用效果。

　　有部分院校代表指出，院校竞争和分化具有一定的积极效应。浙江金融职业学院计划财务处处长章七根指出，院校分化符合事物自然发展规律，并不是项目制的必然结果；项目制高校可以通过输出经验和资源、理性竞争等方式激发整体办学活力。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成军还指出，项目制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但正是由于项目制具有引领型、竞争型、扶优扶强的特点，才能够激发学校的内生动力，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双高”建设要有高于示范校的站位，推动优质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

　　二、“双高”建设与高职体系发展

　　高职院校代表结合本校建设经验，基于高职院校管理者的视角，分享了对于“双高”建设与高职体系发展的思考。

　　首先，“双高”的根本是提升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离不开先进的培养理念和方法支撑，产业引领、产教融合是关键。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院长何友义指出，人才培养与专业发展密切相关，“双高”院校的专业设置、课程内容和师资队伍要随产业形势、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转型。金华职业技术学院书记王振洪也指出，高职院校需要通过专业结构的动态优化调整来匹配产业结构对人才的需求，进一步提升专业服务产业的能力。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副院长李宇红认为，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双高”学校不是自己说了算，不是自己关在校门里面，站在教育的视角，而是要走进行业企业，跟行业企业一同来思考“双高”应该是什么，应该建成什么。

　　其次，针对校企融合中遇到的诸多问题，与会专家提出了针对性建议，指出应以平台建设为基础，以队伍建设为保障，在人才培养外不断开发新的合作形式，如技术研发、社会服务、生产经营、师资互动等，实现校企双向互惠。北京教科院职成所霍丽娟教授还指出，在当前产业转型发展升级的阶段，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双高”学校未来的落脚点，要做好区域层面的宏观协调，提高校企双方供需对接的精准度、资源转化率、价值交换比例和利益共享程度，促进产业链上的融合，实现资源多样性、共同专属性、动态适应性、共生共进性、竞合博弈性。

　　再者，“双高”建设需要克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办学类型特征不明的问题。对此，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院长郑亚莉指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主要被当作专科的“翻版”、本科的“压缩饼干”。“双高”建设一定要坚持以我为主、融合提炼、博采众长、自成一家、中国特色、校本样式的要求，积极自主地在制度、标准、规范等方面下功夫，探索形成中国特色的高职教育话语体系和标准体系，为中国教育走向世界创造经验。金华职业技术学院书记王振洪也指出，面对区域发展对更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双高”院校如何积极争取率先开展实践、进而建立标准和制度尚待解决，职业教育类型特征亟待进一步强化。针对地方高职面对的区域人才需求和学生发展需求的多元化趋势，“双高”院校要探索应对促进当地就业和服务高端就业这一矛盾的对策，深化多元人才培养改革。

　　此外，在政策落地过程中，要将中央政策贯彻到基层，克服国家大政策鼓励、地方小政策空白的问题，协调“条、块”，通过政府多部门协同推动以完善相关政策制度。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田志磊认为，在项目资金的分配过程中，应该形成适当竞争性、动态性的分配规则。在对院校进行经费投入和绩效引导时，要坚持“管死”和“放活”相结合，在投入保证、规范使用、绩效问责上“管死”，在与经费使用的内容和比例上则可以适当“放活”。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高职教育研究所所长吴强强调应给予院校更大的自主权，发挥资金的最大效益。山东淄博职业学院财务处长李舫指出，总量控制、动态管理、年度评价、有进有出、优胜劣汰的机制对于提高效率是必要的，并建议财政投资方案适当向信息化建设倾斜。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计划财务处副处长朱爱民也强调在“双高”建设的各个项目资金分配上都要做出规划和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