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财政学的外行人，我是研究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哲学的，这几年阴差阳错关注了《预算法》的修改，实际是外行，也曾经组织过两个会，一个是《预算法》修改在上海的会，去年又在北京组织了一个会，后来我们写信给中办还有人大常委会法制局，一些意见也被上面接受了。经济成为新常态实际意味着经济增速进入了一个中期增长时期，这个有争论，我判断如果经济增速在下台阶，财政收入高速增长时期也会过去，实际上一个月之前我在北大做的那个报告，看那个图我计算了一下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到去年中国财政收入，当时我们的GDP增速是9，远远高于GDP增长速度的，可能经济下行财政收入增速下行更快，我们国家财政支出用在财政方面的钱比较少，它包括医保、社保、教育再加上住房，非常稳定，基本是在30%左右。如果包括交通、科技、城乡、环保也只占60%，这个显然很低，今年三联出了小说我写了一个序，那里边根据它提供的数据，美国光医保和教育这两项支出占55%，政府支出占1%，军费20%，75%以上用在民生，美国这么一个市场经济不大的国家支付这么高，我们只占30%显然很低。我在澳大利亚呆了14年，在英国呆了一年，美国呆了一年，比较起来我们的支出也差很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下行，财政收入减缓怎么增长民生部分？有没有增加空间？这一段时间实际我在凤凰网，还有在FT上，还有其它一些报刊我讲了一个观点是什么，政府说没钱，财政赤字很大，但是2012年10月14号李克强总理发了行政命令，四万亿存款，年底开了一次会盘活固定资金，现在我们财政存款在央行国库和财政专户超过十万亿，最新看到各项存款最大的是政府机关这个口子，超过居民、超过企业，这么大存款在世界上几乎没有，这里面钱用在老百姓身上这么难，为什么政府钱花不掉，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有很大空间可以做。另外一个是这几年随着政府大楼基本该盖好了，从建设财政的钱转一点出去在医保、社保还是有空间的。这里牵扯一个问题，讲《预算法》与民生财政支出，我觉得这个《预算法》修的很好，在目前情况下修到了天花板，还是画了一个纸笼子，怎么落实？谁来监督《预算法》？这实际不是简单问题，我们《预算法》真正落实还得考虑我们整个国家制度现代化问题。像美国对预算控制基本掌握在国会手里，我们现在人大这个情形，《预算法》第一条为了加强政府行为，监督政府预算，人大怎么监督？人大十几个人，怎么监督20多万亿财政预算？所以今年在中办决定里面我们提出来一个想法，如果真正落实《预算法》，就要像美国参众两院拨款委员和预算委员会建立这个机构，在人大设立一个预算委员会，把预算工委作为人大预算委员会的一个工作机构，有那么几个人或者像美国1200个人在那里，就可以真正监督《预算法》实施，这里边实际包括上次我们开会的时候也讲了你要参与地方财政预算，关键要人大对每年预算有方案，真正有了这个东西才能核实政府把钱不花在政绩上，盖广场，建广场，盖大楼，面子工程真正落实到民生，关键还是在机构设置上我们国家现代化，国家制度做些文章，这是非常重要必须要做的，没有这个东西《预算法》修再好谁会当一回事。

    另一个我们想到财政体制改革对民生方面影响，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2011年11月份在东单开了一个会，那时候娄部长还是中投董事长，他说如果我做了财政部长我怎么改革财政体制，当时他讲了一个想法，财权和事权不匹配，他的一个基本想法不是财权下放，而是支出责任上收，大家知道三中全会关系硬改革决定，财政体制最后一天都没有通过，地方阻力比较大，不能接受，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你想把财权继续上收，这一点能不能推进下去我自己很怀疑。娄部长的想法，在《凤凰网》和《华尔街日报》我比较倾斜于支持娄部长想法，为什么支持这个想法？我判断作为外行是什么呢？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冲动几乎把所有钱花在建项目，钱再多不会到老百姓手里，如果把财权继续上收，把支出责任也上收，直接包括医保、社保，不要地方规划，这样老百姓得实惠，从这个来讲娄部长路子我更赞成，包括《凤凰网》几次访谈我都讲这种观点。但是问题是这样做地方阻力会不会非常大？我觉得目前这个情形娄部长这个思路可能既是挑战也是机会。机会是什么？现在大规模反腐导致地方政府不作为，大家都想我不惹事，我也不张扬就好了，等着被抓的时候，趁这个机会中央收权可能阻力比较小，如果反过来地方都在猛干发展经济，朱镕基当时分税制改革跑到广东找到谢飞，说求求你，现在大家不作为，这个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契机，问题是中央官员也不作为，改革是什么？就遇到一个问题，两个星期之前王长江在上海开了一个会，我就对他讲，现在中国情形非常明显，经济在下行，社会矛盾正在继续，不改革经济会下行社会可能还要出大问题，已经到了这个关键口上，但是你要改革首先有两条要保证，第一条你先营造一个上下齐心的改革氛围，思想解放，解放才能改革，什么资产阶级的，那是西方国家的，连预算法定，预算民主这些东西，你思想解放是改革的一个前提，现在预算控制这么紧怎么改革，你中央领导小组多开几个会就改革吗？大家不会改革，改革要地方进行实验和推动，第一点是要做这个事情。第二点我觉得是跟我们反腐有关，刚才汪教授讲大家等着被抓我还改革，我不出事就好，在这种情况下谈改革是空谈，我就说你要改革第一个要考虑到，一方面大家要放手，你改革我也不追究，现在舆论这么紧会改革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非常好。另一个没时间讲了，在北大发展研究院讲了一个观点，中国单从财税体制改革目前情形非常像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步时代，美国在1921年《预算会计法案》制定，然后贪腐下来，中国现在非常像那个情形，我写的报告也在讲，中国仅仅才60多年共和国，美国100多年都没搞好财政，我们现在还不晚，抓这个机会从控制预算上进行国家制度建设可能是个机会，但是目前不知道上头有没有这个想法。当然刚才汪教授讲到浙江省委书记他有这个想法，但是如果从这一点抓住进步时代来做我觉得是中国国家非常好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