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最新公布的一期研究简报——《应放缓全面实施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让记者感觉新鲜而奇特。这可能是迄今为止记者看到的第一份对一项正在实施的教育政策明确提出“放缓”建议的研究报告。这样一份对现行政策亮红灯的研究报告是如何做出来的？研究者何以有如此大的勇气对现行政策说“不”？带着这些问题，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了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王蓉博士，她就是这份报告的执笔人。
“这个中职免费的钱，国家花得太不值了”
中国青年报：请问《应放缓全面实施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这份报告是在什么背景下做出来的？
王蓉：今年年初，有关政府部门让我们对2012年加大中职财政投入、实行全面免费的举措提出一个政策建议报告，于是我们做这项研究的小组成员便聚集到一起讨论，最终形成这样一个报告并在春节前上交给了政府部门。
这个报告的基础首先应该说来源于一线的深入调查。不管是教育口的同志，还是财政口的同志，只要是真正下到基层的同志，多多少少都会听到这样的声音：“这个中职免费的钱，国家花得太不值了！”这一点，在很多地方是有共识的。
第二个基础来源于我们所连续几年对中职教育研究的积累。从2007年10月开始，我们一批年轻的研究人员就赴重庆万州地区做了“中等职业教育财政问题研究”，自那以后，我们又分头去了江苏、浙江、湖北、四川4个省做“地方属普通本科院校、高职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财政状况调研”，后续还做了“中国职业教育扩招、质量评估及财政投资研究”、“资产增加对流动人口子弟初中毕业后继续学业的影响”等等，甚至在西部某省41个贫困县做“农村初中阶段的分流意向、教育选择及影响因素”的调查时，我们都会自觉地把中职免费政策的影响因素考虑进去。
诸多的调查研究发现，学费高低并不是初中毕业生选择上中职还是普通高中的关键因素，真正影响学生分流意向和教育选择的最重要原因还是个人的学业成绩。中职免费政策在“促进中职招生”和“资助贫困学生”这两个目标上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这样的调查结果可能并不是一些政策决策者所希望和喜欢的，但它却是在一定程度上站得住脚的，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应该发出声音。因为有些政策如果在它一开始的时候在设计和理念上都存在问题的话，那么就必然会给后面的全面实施、有效监测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把发现的问题及时地说出来，并提出建设性的改进意见，这应当是学者的责任。即便不能颠覆这个政策，如果能够达到两点也就足够了，第一，使中职辍学率能成为一个被公开讨论的问题；第二，促使中职建立一套质量保障体系——至少我们要知道，中职学生在毕业的时候，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知识和技能水平。想到这些，我的脑子一阵发热，一拍脑袋就把这个“压箱底”的“内部报告”作为简报发了。
建议将中职全面免费的目标调整为提高中职办学质量
中国青年报：在起草这份简报时，你们认为最重要的发现是什么？能不能把问题排排序？
王蓉：来自一线的观察和调查，让我们发现：国家实施的中职免费与适当的生活补助政策，并没有带来中职招生人数的显著提高。不仅如此，而且在已经到校报到的学生中，整体年流失率接近15%。这个数字相当惊人，我们有必要来寻找其背后的原因。
这里固然有宏观背景的因素，如适龄人口的下降、高等教育和高中教育的快速发展以及我国目前劳动力市场的特点并不完全有利于一个在正规教育体系之内、以公共财政为保障的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但是，造成政策失灵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政府对中职学校的监管“退位”和“缺位”，导致中职学校在专业设置、招生、质量规格等方面的系统性的行为失范，影响了这些学校对于学生和家长的吸引力。
中职的孩子，应该说是中国最弱势的群体。一些地方明明知道中职质量差，却人为地将中职和普高比例强制性规定为５∶５，然后用高压手段、免费政策逼迫和诱导这些社会最底层的孩子进入中职，进去以后又是一团糟，还浪费了他们的青春年华。这对他们就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针对这个情况，我们不赞成近期内以实施全面免费为加大中职财政投入的优先项目，而建议将新增财政收入全部用于提高中职办学质量这一政策目标上来。
发布警示性研究成果，旨在探讨怎样的投入方式效益更好
中国青年报：我们注意到，撰稿人在简报的行文中用了一些不常见的“特殊表达”，如在注释中标明“文责自负”、在文中声明“辍学率的统计在我国一向是极其重要且敏感的话题。研究者在此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分享上述这一粗口径的、不完全符合严谨标准的辍学率测算结果，就在于期待这一问题能够引起高度重视，期待来自政府部门的批判和纠错，并借此促使权威性的统计数据的公开”，为什么会这样？
王蓉：这期“应放缓全面实施中职免费政策”的简报，可以说是我们所少有地通过这种公开的渠道，发布这样带有警示性作用的研究成果。作为所长，我感到有可能要准备承受来自不同方面的责难和压力。
我发现，对做政策研究的人来说现在有一个不太好的感觉，一些本属于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发现并需要加以调整的问题，甚至是一些非常技术化的问题，经常被人为的政治化。比如实行中职免费，毫无疑问这是中央的一项重要的民生政策，是实现教育公平的一件大事。我们现在对它进行评估甚至提出叫停，所指的不是该不该加大对中职的财政投入，而是说采取怎样的投入方式产生的效益可能更好。
中职缺乏吸引力，关键不在于学生家庭的学费压力，而在于现阶段中职的办学水平总体实在太差，学生即便去了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出路，这一点老百姓都心知肚明。所以说，国家投入的钱与其用来全面免费，倒不如拿来先投入到加强中职学校的能力建设中去，投入到为学业水平差的学生进行文化补习上去，这也是完全符合中央重视民生和职业教育发展的原则的。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我们提出对政策进行调整的出发点。
这不是什么“高度敏感”的问题。如果习惯于简单地把一些原本属于政策研究的问题政治化，就很容易给学者带来无形的压力，久而久之，也没有人愿意说真话了。这样的结果对国家恰恰是危险的。
教育政策研究者应“怀仁怀朴 唯真唯实”
中国青年报：那你们的勇气和底气从何而来？你们每期简报抬头印有“怀仁怀朴 唯真唯实”八个字，体现了你们怎样的追求？
王蓉：“怀仁怀朴，唯真唯实”，是我们的所训。我们想传达的是对使命的一种认知。
我们是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是专门研究教育财政的。所谓仁者爱人，这“仁”里就有一个爱的意思，教育事业是关于“爱”的事业，而我们是研究教育事业的学者，应该有“爱”。而“朴”呢，是我觉得一定要有朴实朴素的态度，扎扎实实做事，不玩花的，我觉得强调这一点很重要。我们整天在地方上跑，有很多事不明白，但只要有了这个心态，就会向地方同志、向第一线的实践者虚心求教，就会得到大家的帮助。
其实这个“怀仁怀朴”，还包含另一层意思，那就是简单。如我的同事宋映权老师所说的，“朴”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一种天真，甚至有点傻。发了这么个简报，也是“很傻很天真”的表现吧。我们这群人，或多或少都沾染了一点北大的独立精神。财政部和教育部之所以要在北大成立这个所，可能也是看上了北大这种独立的精神。这种独立精神我们一直在坚持。如果光是人云亦云，那我们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朴”还有一个意思，我们很多研究人员的出身都是很普通、很卑微的，家庭都是农村背景，父母那一辈、或爷爷奶奶那一辈都是农民，代表的也是中国的大多数。“朴”就是说我们不能忘了自己卑微的根，要努力去看到中国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不是说，教育让我们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就变成了精英，我们不是精英，我们只是对农村问题有关注，对弱势群体有关注，这是我们始终在意的。
“唯真唯实”是我一直特别强调的。在我眼里，“唯”即唯一，“唯”的尺度要比“求”更严格。我们是做政策研究工作的，最需要“唯真唯实”的科学态度，不能允许还有第二种态度。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研究伦理的问题。
学者的好奇心是与他对现实的关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学者如果经常性地在第一线调研，他对现实的观察必然是敏锐的，他的研究选题必然是前沿的。没必要用外力强加的方式对他说，这个是我们政府正在关注的，这个是目前学术界特别热门的，没有这个必要。我们的立所之本，是纯净纯粹的学术研究，有不少独立的研究选题，很多研究是跟着老师个人兴趣走的，而很少说这是服务于谁的，反正我个人的信念一直是这样。财政部和教育部有时也会下达一些研究任务，我们尽量把这些项目和老师的研究兴趣、专业方向恰当地结合起来。
老师们的坚持在于他作为一个纯粹学者的追求。在中国，很纯粹的学者，就怕被外力，什么糖衣炮弹，金钱啦，官位扭曲了，而我们所里的气氛，就是一群天真一点傻一点的人挤在一起，这种扭曲显得稍微少一点罢了。
以学术建树实现报国之志
中国青年报：学者主要通过专业知识、学术建树为政府建言献策，实现报国之志，你们怎么理解这一点，又是怎么行动的？
王蓉：我们这儿多是以实证研究方法严格训练出来的学者，特别讲究第一线的调查和搜集事实。在我们这儿，下基层做田野调查成为最常见的研究方式，老师们注意这样培养自己对现实感知的直觉敏锐度及和第一线工作的同志们建立良好的交流和学习的关系，这也是学术研究最重要的基础，好比是作物在土壤里扎下的根。地面上开花、结果分为两类，一类是政策建议报告，还有一类就是实证研究。
从2005年11月到2011年年底，我们进行田野调研活动有84次之多，最近又有几个组要分头下去。另外，我们所的同志对调查方法的运用、数据的收集努力做到一丝不苟，确保一个细节都不马虎，目的就是一个，保证这个调查的数据是准确真实的。我们的研究水平可能不高，研究能力也很有限，但至少在研究态度上，要努力按照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
有一些人对政府很悲观，对学者也非常悲观。但是我不这样看，我觉得我们跟政府的沟通渠道是畅通的，而且对于政府能够虚怀若谷地听取我们这些学者的意见，一直是非常肯定的。政府里聚集了大量的中国精英，这些人有很高的社会理想，努力地在那里工作，他们都是我们的同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