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万元，这是目前在绝大部分公立高校中，在校生每年从政府获得的拨款的最低值。

作为高校经费的重要来源之一，中央财政每年下发给高校的生均经费拨款近年来一直在持续增加，但在巨额投入的背后，相对固化的拨款方式却一直受人诟病，然而在不远的将来，这种情况也许会有所改变。

不久前，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公开表示，中国高校将建立健全校内的质量保障体系，建立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主动向社会公布本科教学质量年度报告，探索根据第三方综合评价结果实行生均经费的差异化拨款，真正建立起“奖优退劣”的激励机制。对此，媒体将其解读为，普通本科高校生均经费将不再吃“大锅饭”。

破除“大锅饭”当然是件好事，但这个持续多年的僵局一旦打破，未来的路好走吗？

不平均的“大锅饭”

从严格意义上说，目前国内的高校生均拨款是有“标准”的——部属高校由中央财政负责生均经费，地方高校的经费则由地方行政部门拨发。其拨发标准根据学校的办学层次、类型，以及所属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确定。中央财政则通过高校生均拨款奖补资金的形式，弥补不同地区、省份高校间的拨款差。

这种方式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大量资源掌握在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手上。学校要钱？可以，但必须要到我这里申请，按照上级的意图和框架来办学，必然出现千校一面的情况。尤其是大笔资源掌握在行政管理部门手里，如果没有一个客观标准，很容易滋生寻租和腐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全国政协常委、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邵鸿如此评价现行拨款体制。

此外，由于在现行体制下，各省高校所获生均拨款的数量与所在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这便导致了在“大锅饭”模式下，各省高校生均拨款差异不减反增。

在7月举行的第二届中国南方教育高峰年会上，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坦言，各地生均拨款很不平衡。以广东为例，该省普通高校生均拨款为13225.21元，在全国排第19位，北京是广东的3.6倍。而据全国人大代表、湘潭大学原校长罗和安在2012年两会上的提案透露，当时全国生均经费省级最大极差是8.08倍。换句话说，生均经费充足的省份供给一名大学生的经费，在有些省份需要8名学生“分享”。

“应该说，政府此举的方向是正确的。我们的确需要一个更合理、更能激发高校提升教育质量的拨款方式，但在具体操作层面还要好好研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魏建国如是说。

特殊国情下的标准难题

在魏建国看来，实行差异化拨款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便是标准的设定，这可能也是最难以攻克的难题。而这种“难度”更多的来自于我国的特殊国情。

“大学拨款考虑绩效，这是近二三十年来的一个国际发展趋势，”魏建国说，以美国为例，从上世纪70年代末田纳西州首创绩效拨款模式以来，目前有22个州在实施绩效拨款。从绩效拨款所占拨款总额的比例来看，也由早期的很低比例提高到更高，田纳西州甚至达到100%。丹麦的教学拨款实行100％的绩效公式拨款，将拨款与通过考试的学生人数直接挂钩，对于不及格或是缺考的学生，高校得不到教学拨款。德国、法国还采用绩效合同的拨款方法。

然而，在这些国家高校完成绩效与否的衡量标准中，很重要的指标是学生的毕业率、学分完成情况等。然而，在国内高校，这些指标的参考价值不大。

“和国外大学不同的是，我国大学的毕业率都比较高。如果真的以此为标准进行拨款的话，在各个大学之间几乎不具有区分度。”魏建国说。

当然，除了毕业率、升学率的标准外，学生对于所在学校教育的满意度也是一种潜在的衡量标准。但“有可能差学校的教育满意度更高，好的反而会很差，因为这一标准的主观性太强，我们不能保障每个学生都能公正评价”。

对于标准设置难度的疑问并不是魏建国所独有的。采访中，长期关注高等教育经济问题的山东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志业也表示，在中国如此大规模，且地区、高校间差异明显的情况下，很难找到一种合理的评价标准。

“不要说全国，即使在一个省里，各学校的类型、层次也有很大不同。比如，‘985工程’高校需要和同层次的大学比较，但有些省只有一所，怎么才能体现学校的办学效益，这个工作真的任重道远。”刘志业说。

不可避免的“马太效应”

在杜玉波的公开表态中，除了“差异化拨款”外，对于“第三方综合评价”的强调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事实上，早在多年前，刘志业就曾提出多方参与的网络化评估方式。但时至今日，国内的各种评估依然是政府主导的。

“应该说，第三方评估在我国还有很大发展空间，但我们一直有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往往很多评估过程过于受市场化的利益所导向，缺乏公正性。”刘志业说，在教育评估相对发达的国家，一般评估是由媒体完成的，而借助评估的知名度和权威性，媒体也可以提升自身的影响力。“如果评估不客观，影响的是媒体自身的形象，但并不涉及直接的利益。换言之，我们的评估也要扯断评估双方间的直接利益联系。”

除评估问题外，一些人也担心，如果通过“奖优退劣”的拨款方式，是否可能导致资金相对充足、教学水平更高的重点高校获得的拨款更多，而教学水平不高但本就缺钱的一般高校所获拨款更少的“马太效应”出现。

对此，刘志业表示，“马太效应”的出现几乎不可避免，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避免其产生的负面效果。“对学生培养质量和办学效益的评估，不要用一把尺子衡量，通过分类管理、分类评价，对高校在大类上划分不同层次，设定不同标准，也许能够产生一些效果。”